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与评估院

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会长、编审  鲁德政

　　在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教育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王日新、蒋笃运主编的三卷本《河南教育通史》（以下简称《通史》），2004年4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共计143万字，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成果。编撰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深入挖掘、精心编写，在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诸方面成果显著。该书集思想性、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博大精深，史料翔实，结构严谨，版本优美，是河南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史，也是全国地方史志编纂的一部精品力作。

一、囊括古今，史料翔实

　　结构与内容科学是《通史》的基本特征。三册书，先以领导、专家的题词，可谓画龙点睛之笔；接着是图照，展现了河南教育史的亮点；次以章下无题序，挈其纲要，指导读者睹一章而窥全貌；再以章、节、目三个层次展开论述，并以目为实体，为全书的重点，主要包括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改革、教育人物及其教育思想等；每卷之后辅之以大事记，包举大端，使得史脉清晰，起到了全书的勾弦提要的作用。

　　《通史》以河南教育发展的各历史时期为线索，注意社会发展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以阐明河南教育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为主，辅之以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既反映河南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揭示了地方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其上册从远古中原教育起源，直至公元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册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下册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2001年底，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的巨大发展，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教育事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

　　全书内容博而有序，深而有据。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形成一个贯通古今的教育体系，其中蕴含了深邃思想；二是突出反映河南教育的基本线索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三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河南丰富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的与科学的总结；四是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宝贵的经验，读来亲切，可鉴可用。

二、教育人物，星汉灿烂

　　编写教育史，离不开对教育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教育人物是地方教育史的灵气所在、生命所在。历史告诉我们，一代人才教育，必有一代人才任之。纵观河南5000年教育史，无不有赖于人才的繁盛。

　　笔者详读了《通史》中79名教育人物传，古代37名，如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儒家学派孔子的高徒子夏、墨家鼻祖墨子、道家集大成者庄子，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东汉《说文解字》作者许慎，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宋代创立理学的程颢、程颐，明代著名的教育家宋讷、王廷相等。近现代26名，如清末河南率先革新书院教育、创新型学校的李时灿，民国年间中州大学的冯友兰，以及彭禹廷、李振云；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梦霞、游天祥、赵子健，以及鄂豫皖苏区教育的主要领导者成仿吾、中原大学校长范文澜等教育家，带来了教育的崭新变革。当代16名，如河南大学首任党委书记张柏园、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嵇文甫、开封师院院长赵纪彬等成为河南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开路人和奠基人；还有曾遭康生“抢救运动”迫害、从延安窑洞走出来、建国后较长期主政河南教育的曲乃生，创造“速成识字法“的祁建华，新时期中学校长的好榜样刘亚民等。不同时期的河南教育人物犹如散落的珠宝，《通史》好似强韧的丝线，将这些珠宝串起来，成为《通史》重中之重。作者用清新的文笔，把正确的观点寓于史实叙述之中，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读着一篇篇谱写不同时期的教育人物，像仰观一颗颗闪亮星辰组成的星河，在无垠的历史天宇闪耀，开拓了河南教育史研究的广阔视野。

　　该书在反映时代特点、地方特色方面，突出以人为本，采取以人系教育或以教育系人两种笔法。入选教育人物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着眼于人物对教育的贡献和社会影响，善于用多视角、大跨度、全方位的手法，浓墨重彩记述群星灿烂的教育人物；二是着眼于在当时条件下，教育人物的实践、业绩、著述，从中提炼出教育的观点、思想主张；三是着眼于进行客观科学的论述与评价，凝聚着几千年来中原的教育思想，透射出教育之魂。

三、文简事博，考核精释

　　文笔简洁，语言朴实。入史资料筛选做到了“博览之，慎思之，明辨之。”对每一件事写明时间、地点、原因、演变、经验、教训等，时有顺序，上下贯通。记述客观，褒贬适度，论述科学。以科举制度为例，首先，写明了科举肇始于隋代东都洛阳（清代最后一次科举会试是在河南开封。可谓兴于斯又终于斯），以此取代九品中正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记载唐代科举兴盛，打破了曾长期存在的世家大族垄断国家政权的局面，使中小地主家庭甚至个别贫民家庭出身的人才，得到了较以前远为广泛的参政机会，促使中国封建社会在唐代走向鼎盛；宋代科举进一步成熟，产生了糊名、密封、锁院、誊录等防范作弊的一套制度，促进了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到明代以降八股取仕，才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是河南发展史上的一场大变革。其记述简明扼要、洗炼清新。这种对科举制盛衰起伏和历史功过的记述和论述，比《中国教育通史》把科举基本等同封建上层建筑而否定过多，无疑是一大进步，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有力体现，比笼统地喊“为科举制平反”更为科学。

　　《通史》作者在历史考据学方面也有卓越成就。以其记述子夏为例，作者以广博的征引和详实的考据，辨疑纠误，详述子夏生平业绩，论证其继孔子之后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全面地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并有发展创新。他参与主编《论语》，整理传授《六经》，创立诠释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学”，被两汉经学家奉为“经学鼻祖”；虽对墨、法诸家有影响，却仍不失为大儒，是儒学发展史、中国教育和思想文化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代文化巨人。这就有力地改变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孟之间研究薄弱的局面。正因为过去这方面研究贫乏，长期缺乏子夏专论，史学界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才导致颇具权威性的《中国教育通史》在其第三章第三、第六两节，论及子夏8次，就出现4项错误：一是关于子夏的籍贯，沿用《孔子家语》“卫人”的错误说法（实则生于晋国温邑，今河南温县）；二是称子夏为“前期法家”，失之片面；三是视子夏为孔门不够“乐知好学”，面对外界诱惑“‘心战’而末能自决者”，实属误解；四是把子夏、曾参等人在战国初期的言论，当作春秋末期在孔门求学时期的言论，这可以说是学界比较普遍的失误。该书作者通过子夏生平业绩详考，一一作了纠正。如此精细的考论，大大提高了这部《通史》的学术价值。

　　《通史》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编纂者始终瞄准创精品佳作，坚持广征博采，推敲锤炼，虽出众人之手，但浑然一体，终成上乘之作。显然是其主编者下了超乎寻常的功夫，是智慧、心血与汗水的结晶。该书通过对河南教育史全面的研究和系统总结，从不同时期不同层面反映了河南5000年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读起来具有强大的思想震撼力，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原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称它“是一套能引导人们学历史、知教育、爱教育、兴教育的工具书”，是一个十分恰当的评价。